“新政”、“改革”与百姓为何相距万里？

　　 与重庆“唱红歌”，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薄熙来的媒体发酵不同，云南省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似乎更喜欢拒绝执行法律，依靠个人喜好，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以一拆、二毁为前提，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中展现着一个与众不同的仇和。

　 此时，有不少网友在问，难道搞重复建设，拆了旧的盖新的，就是城市发展了；同样都是企业家，又同为浙商，为啥官渡绿化与中豪置业会在昆明得到不相同的对待，是由于中豪置业的后台是仇和，就可以毫无顾及地毁坏别人的财物，比如官渡绿化公司210亩木，40万株，价值6亿多元珍贵苗木说毁就毁了，到底中豪置业有多少钱，任有刘卫高企业任意挥霍，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思。

　 一名官员，尤其是一个地方大员，总在语言上滔滔不绝于国家、人民，而在行动上却在肆意侮辱和糟蹋着宪法所赋予民众的权力，且这种践踏法律，罔顾民生的行径 “十年如一日”的我行我素，石川在这里不想指出，或者指责个别人道德破产，只想说的是，离开谁地球都照转！民众早已厌烦一边仁义道德，一边拆人家房子，毁人家园，拔人树苗的“滔滔不绝”！

　 至少吃过哑巴亏，被中豪置业官毁坏了价值6亿多元苗木的昆明官渡绿化园林的戴志云，就是这样想的！我们勤劳、善良的民众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做为宪法保护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的一份子，春城人民也一样！

薄熙来、仇和　明星书记改革效果咋截然不同？

　 同为地方大员，拿薄熙来与仇和比，石川心里一直觉得对于薄书记是个愧疚。二者抑或根本不是一路人，亦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给外界的印象，一个是人民的书记，一个是毁民的书记（为资本家服务），无法相提并论。需要再次说明的是，仇和之所谓的“新政”也罢，“改革”也罢，绝对不是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相关的吹鼓手所言的“改革无罪”。

　 偶尔拾起“摸着石头过河”，在石川看来，要么是在转移视线，要么就是找一个幌子，或者干脆是狡辩，颠倒黑白，仇和“新政”、“改革”的成本，或造成的民怨，连仇和自己——从一开始就清楚，蒙谁呀？谁又哪那么好蒙？！一边是因强拆而造成众多春城市民无家可归，大出血了也不许喊疼，就像戏曲唱词里，县官与衙役“公鸡会下鸡，老爷我亲眼见”的荒诞，高呼仇和是为了千秋万代，就有些扯淡了！

　 在网路中搜索仇和现象与薄熙来现象，正如署名“昆明张三”在人民网的评论中所说，30年改革，30年开放，30年成就，30年反思。30年改革让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30年改革也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有了重大的提升。然而，30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30年改革中也滋生出了腐败，30年改革也收获着教训。在目前诸多对中国30改革的报道中，基本都是成绩，基本都是伟大，而之于问题，似乎都避而不谈。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从对社会未来发展来说，总结教训总结问题应该成为我们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有用的出发点。之于10年20年前的事情，我知之甚少，不敢妄论，仅就一年来中国西部改革两大先锋薄熙来与仇和改革的同与不同聊做分析，看看我们曾经的改革摸出来的一些偏差，也看看“明星书记们究竟为“改革的失误”都买了些什么单应该是必要的！

　 肆意的制造乱局，产生的“改革失误”，到底谁来埋单，在网路中署名“李英”的评论人，早前在媒体发文，对薄熙来现象与仇和现象作了一个对比。按照李英的理解，“薄熙来现象”：？一是关注民生。冒着上下左右的很大风险，为民除害，把官黑一体的重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解民于倒悬；二，关注环境。他一上任，就对造林作了巨大的投资；三，把经济上的发展和政治上民主法治的推进结合起来。人们应该佩服他在处理的士司机罢工事件中，不是动用警力，大肆镇压抓捕，而是不惧怕群众，亲自出面和代表民主座谈协商，最后解决了问题，既赢得了真正的稳定，又赢得了人民对公权力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四，提倡唱红歌。五，在意识形态的理论上，他提倡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作为民主和法治的现代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把优良传统和现代观念结合起来，这和他的家庭教养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事都是众所周知，不必赘言。李英说指出，“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要千方百计改善群众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走出一条在显著改善民生中加快发展的路子。按社会主义的办法，通过改善民生来发展经济是正道，是走得通的，是科学，要在‘积德’中实现大发展。” 结果是“这两年，市和区县两级财政50% 以上用于民生，但政府不仅没有破产，“钱袋子”反而越来越鼓，今年财政收入增加了53%，各项事业都蒸蒸日上，“十二五”开局之年，重庆的‘民生十条’全面推进，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要在‘积德’中实现大发展。” 总而言之，“薄熙来现象”是一种经济增长、关注民生、民主法治、保护环境、健康文化的整体推进，用胡锦涛的话说是：包容性增长，是一种良性增长。

　 李英除了对薄熙来现象表达了五条支持外，而对于仇和现象，也“痛批”了五条：一是卖光国家的医院和学校，这是他来昆明的第一个实质性“改革”；二是极端的违法暴力拆迁，民主不断上访，媒体频频曝光；三是公开取消和反对民主和法治；四是把公权力捆绑在资本牟取最大利益的战车上，对百姓进行欺骗和残酷的剥夺。在第五点痛批中，李英指出仇和现象是表面和违法的做秀。

她说，仇和的这些做秀，其实都是花拳绣腿，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然而，违法拆迁却是没有多少改变，所以才有副省级干部（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出山，带领农民上访。另外，昆明的总产值也呈两位数的增长，然而，这种增长，是以破坏民主法制、剥夺私人财产、使百姓破产、破坏社会稳定而取得的。这种增长方式，有人把它叫做排他性增长，是一种恶性增长。它所带来的祸害，已经越来越明显体现为社会的危机态势，显示了巨大社会风险，从排他性增长到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就是中央说的“转型”。

　 当然了，到了所谓的“仇和模式”不过是“仇和+刘卫高”模式十年如一日的“复制义乌”，并总是与野蛮拆迁相伴基本水落石出，也柳暗花明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再兜圈子和绕弯子了，仇和为不为民生？不为！仇和为不为和谐社会？不为，甚至彻底沦为和谐社会的“麻烦制造者”，或称最大的阻碍！相反，仇和为了谁也早已没有什么疑问，为了刘卫高，或者纯粹为了与刘的“十年组合”！

金杯、银杯和奖杯 看的还是老百姓的口碑！

　 虽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人物”等头衔，曾让仇和风光一时，但坊间也在流传着“金杯、银杯和奖杯 看的还是老百姓的口碑”的说法。拿“薄熙来现象”和“仇和现象”作比较，李英指出，不应该只看到经济增长，还要看增长的性质。同样的增长，包容性增长的良性增长和良性循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增长方式，用过去的语言来说，是党的正确路线。而恶性增长，是资本主义初期原始积累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还可以回溯到半个世纪以前的“大跃进”，为了1070万吨钢，把老百姓的铁锅铁器无代价的都收了，进了小高炉，“大跃进”了，但全国却饿死了3700万人，这是我们经历了的已经被证实的错误路线。

　 我们绝不能这里高喊着“民主法治”，却又同时把这些公然破坏“民主法制”的历史拉圾检了起来，披上“最有魄力的改革”、“超越式发展”的外衣，把它化妆成一副“有个性改革家”的面孔，在它面前五体投地。这种时候，官方、半官方和老百姓的语境总是相反色彩，各吹各打的两张皮：一个说的如花似朵，一个却是欲语双流。这怎么能让人理解呢？

　 官方、半官方和老百姓的语境总是相反的色彩，各吹各打的两张皮：一个说的如花似朵，一个却是欲语双流。这怎么能让人理解呢？石川也希望仇和与他那个强拆十年的“最紧密合作伙伴”也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这样呢？（作者梁石川系知名评论人、专栏作者）